中量级天王赫恩斯欲重返拳坛

依法立法的关键在于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立法，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各级监察委员会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受到同级和上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必须落到实处，表现为监察委员会的工作能够接受各级人大常委会的执法检查，有关的规范性文件必须接受合宪性和合法性审查，监察委员会主任须定期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汇报工作内容。一方面，通过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的一体化实现对政府的全面监督，形成党的领导的新形式。

只有这样，国家监察立法才能实现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的效果。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在北京、山西、浙江三省市先行试点，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改革的全面推开和制定国家监察法提供了实践支撑。全面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试点既是积累经验、实验乃至试错的过程，也是增强合法性与改革空间的过程。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的明确规定。

一方面，要将法治原则贯彻落实到反腐败的每一项具体工作之中，严格依宪、依法、依规办案，确保国家监察机关所办理的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检验。宪法载明了我国公民享有的一系列基本权利，第37、39、40条分别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住宅自由、通讯自由和秘密受宪法保护。小修同样存在很多问题，若仅用1条来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可以设立并授权全国人大立法，对于如此复杂的机构建制来说必有制度不周延处，也会导致将一个宪法保留的事项全部授权出去，从而与宪法的根本属性不符。

对于监察委员会的组织结构、机构设置、职权范围等内容，可规定在《监察委员会组织法》当中。那么是不是要把村干部都要纳入全覆盖的范围？如何覆盖基层民主自治组织？如果覆盖后，基层自治空间如何保持？ 第三，政协与司法机关的问题。我们常常引用中国古代的监察权来进行论证，但这种监察权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君主制的色彩。（一）试点取样与制度取样 从国家监察委员会改革试点取样考量来看，浙江、山西、北京等三省市，浙江是一个民营经济发达地区。

此外，目前正在如火如荼推进的司法体制改革是一个马拉松式改革，它经过了长期的酝酿、讨论，亦有多重反复，取得当下的成果颇为不易。而监察体制改革横空出世，直接涉及检察院的定位及其权力行使，它必将影响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效果。

严格来说，监察委员会监察权将同时具备行政调查和刑事侦查的双重性质。实际上，重申宪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我们就能发现未来无论国家监察机关如何设计，其职权如何，公民人身自由的保障都是绝对的。总而言之，中国宪法学还有很宽泛的领域需要我们去研究，这个时代正是宪法学的时代。现在国家监察委员会改革中是不是也考虑了独立司法问题？ 第四，调查权的问题。

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多精细化的研究：有没有调查权，是单纯的行政权，还是单纯的司法侦查权，还是两种属性都有？还是要分阶段厘清性质？查党内违规的时候是党内纪检调查权，查行政违纪时是行政调查权，走司法程序的时候是侦查权。二是制定《监察委员会组织法》。第一种是自秦以来的御史制度。从秦御史制度开始，中华文明体系之所以能够延续，科举制度、言官制度、监察制度与学统、政统、道统相区隔的制度等功不可没。

很多时候都不得不发出疑问，我们真的弄清楚党与政之间应当如何进行宪法叙事了吗？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问题上，党政就不再分开。在我们的宪法秩序中，唯有国家的军委主席是如此设计的。

换句话说，新建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尽管是一个反腐败的机构，却与当下的纪委反腐有了很大差别，首先就是在理念和目标上的差异。建构一种什么范式的制度，如何制度取样？笔者认为监察制度主要有三种制度取样。

全覆盖的第一个问题，全覆盖如何监督人大？其他所有的国家机关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国家监察委员会监督到底是监督人大的什么？笔者的初步想法是：可以监督个人而不能监督机关。通常来说，代议机构的自律与自治是代议政治的基本原则，国会议事自治之目的在于确保国会行使职权的自主性与独立性，使免于受其他国家机关之干预。这对中国来说尤为重要，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迟迟没有通过某种违宪审查制度将文字上的宪法转换为动态的理想型的规范性宪法。难以设想，当我们的中央国家机构转变为一府两委两院(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与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而宪法却没有相应的国家机构条款，这会是何种局面？它对于监察委员会的存续及其权力行使乃至权力的限制也都是极为不利的。这是整个国家监察委员会改革里最拉锯、也让社会最聚焦的问题。试问，立足于立宪基本价值、基本原则和制度共识的理论研究做了多少？回应改革难题、解决具体问题的制度研究又做了多少？甚至我们对评估现有制度的效果也不太了解。

加强对国家机构的研究，这只能算是妥协的说法，因为真正要研究的并不只是宪法文本上的国家机构条款，而是回到了更本质的问题，也是宪法的内涵与功能上面———如何理解宪法所建立的民主体制，如何理解宪法所维护的民主体制。宪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第六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它是一种建基于现实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宪法观，能够回应落实宪法、建成宪法秩序的需求，能够发现塑造政治秩序的宪法和宪法塑造政治秩序的功能。这一看法目前占据主流地位，差异在于行政调查权和刑事侦查权的区分情况：如果只是针对违反党纪和行政法规，则是职务违法违纪调查。

三、监察机关目标的宪法设计 （一）人权保护与反腐效率的平衡 监察体制改革必须以保障人权为目标。此种分类尽管遭遇了功能主义的新分权说的挑战，但因为其兼具实体性与形式性而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尚未动摇。

改革涉及宪法权力配置结构的变动，通过宪法解释乃至宪法建造都是无法完成的。所以，答案是明确的，只是涉及如何平衡的问题。其三，监察委员会的地位及其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具体到宪法文本需要修改第三条和第六十七条。影响面如此巨大的国家权力，从其性质上看又是一种具有直接强制力的权力，必然会产生如何约束权力以及如何平衡相对人抗辩性权利的问题。

这可以说是当下一种根本性的宪制变迁。实际上，这个共识的背后正是中国宪法学对政治改革的回应能力极为不足，我们的宪法学研究距离现实太过遥远。

监察体制究竟有何种依据或者迫切性，需要模仿军事体制的设计？这需要有一个解释。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假定权力不会恣意行使，不会被滥用，不会为了达成短期效益而伤害制度之根本。

国家监察委员会如何界定其性质并建构其运行准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大陆根本不可能照着一个固定的模板去设计国家监察委员会。

这种画地为牢、顾影自怜的做法，虽有贡献，却实无意义。另外，把行政监察系统并入国家监察委员会后，行政部门还需不需要监察系统？监察系统并入国家监察委员会后只是一个廉政监察，如何保证行政系统有执行性？还有一个行政效能监察的问题，即如何避免政令不出中南海现象？行政效能监察如何设计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国家监察委员会与审计署的张力问题，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点。之前，由于行政监察部门隶属于人民政府，其人民性不容置疑，但当下设定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名称中没有人民字样，似乎还没有很好地解释。

监察委员会讲的全覆盖，是指凡是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公务人员与拿国家工资、接受财政供养的人员都在其范围之内。所以，大修伤害宪法权威，小修正当性不足。

曾经一度引起争议的有人主张司法改革要去掉人民法院中的人民，引起了轩然大波。大修存在的问题很多，比如涉及的宪法条款太多，并且意味着必须非常细致地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组成与权限以及它与其他机关的关系等，这可能会僵化国家权力配置的空间。

当下看来，大修并不适宜，小修亦有不足，如能中修，辅之以详尽立法，或较为适宜。什么问题？理念的问题。